着名指挥家严良堃是冼星海的学生，他在半个多世纪中指挥了一千多场的《黄河大合唱》。近日，音乐评论家卜大炜采访了严良堃，请他谈了这部世纪大合唱的历史沿革和指挥心得。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报特刊发这篇访谈录，以资纪念。（文中卜大炜简称为卜，严良堃简称为严）

　　卜：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您是《黄河大合唱》的历史见证者，能谈谈《黄河》的首演情况和历史上的重要演出吗？我想知道首演是谁指挥的。

　　严：《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是由邬析零指挥抗敌演剧三队演出的，日期是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陕公第一次音乐大会”上。词作者光未然（作者注：即张光年）本人担任朗诵。

　　5月11日，在延安举行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二次演出。这次是由作曲家冼星海本人指挥鲁迅艺术学院演出。在星海当天的日记中记录说，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前来观看了演出。乐曲结束后，毛泽东大喊了三声“好！”

　　《黄河大合唱》第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1942年在缅甸曼德勒的云南会馆，由缅甸华侨战工队合唱团演出，连演了三天，由赵 指挥，李凌任艺术指导，仍旧是光未然朗诵。

　　1949年，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由美国人演出了英文版的《黄河大合唱》，“黄河颂”一段由着名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作者注：他因演唱音乐剧《演出船》中的“老人河”一曲而出名）。

　　1964年，日本人在神户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是用日文唱的，据说在翻译“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秧”一句时，他们还问“鬼子”是什么意思。

　　卜：您指挥过上千次《黄河大合唱》，作为冼星海的学生，能谈谈您指挥《黄河》的经历吗？您第一次指挥《黄河》是在什么时候？

　　严：1940年我在重庆第一次指挥孩子剧团公演《黄河大合唱》。自我于1979年带中央乐团出国演《黄河大合唱》以来，已经带队出去指挥了一二百次了。解放后总共出去指挥了有四五百次。有的是我带队出去，有的是海外请我去。有港澳台、有日本、澳大利亚，有美加等。我有时感到在国外演出《黄河大合唱》，观众的情绪比在国内还激动。

　　1985年，在香港举行的“黄河音乐节”上，演出了一次香港最大规模的《黄河大合唱》，演员达千人。

　　1995年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我指挥了北京万名大学生唱了《黄河大合唱》，当时胡锦涛同志也来观看了。在广州，也举行了一次有一千五百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卜：《黄河》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通过这部作品找到认同感。

　　严：是的。在过去，《黄河大合唱》的作用像号角一样，鼓舞人们去战斗，去斗争。而现在，她的作用是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例如有一次在旧金山，一个华人的集会上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有人向我说：“听完了《黄河》感觉腰杆子硬了，鼓起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黄河大合唱》之所以被每一个中国人所热爱，我认为有两点。

　　一是星海将自己的个人出路放在了民族的出路当中。抗战期间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曾邀请他过去创作像黎锦辉那样的流行歌曲，并开出两百大洋的月薪，当时一般的打工仔平均一个月才挣两块大洋。这相当于一百个打工仔一个月的工资。面对这样高的工资，星海不为所动，他写的《黄河大合唱》到今天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1939年，他在延安的窑洞中埋头《黄河大合唱》的谱曲，六天六夜，终于完成了。这时光未然说：“你是广东人，我应该煲汤慰劳你。”可是那时哪有什么东西给他煲汤呀。于是光未然想办法搞到了一份“高干特供”，二斤白糖，又买到一点肉，请他吃了一顿肉。

　　二是《黄河大合唱》的艺术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中。自萧有梅和黄自从西方留学回来，开创了用西洋作曲技法谱写中国曲调的道路之后，在这条道路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功的是冼星海。他对西方的东西不是照搬，对西洋作曲技法的借鉴是不留痕迹的。他对民族的东西不是拿来贴标签，而是将所有民族的东西融会贯通在作品中。这些民族的东西我们听不出是采用了哪一首曲子，但一听就是我们中国的。例如“黄水谣”，它有“四季调”的音乐元素在里面，但又不是“四季调”。还有“河边对口唱”中张老三、李老四的旋律，明显是山西的曲调。再有，“怒吼吧，黄河！”一句，这不就是京剧的叫板吗。

　　卜：您在70年代主持了版本的编订工作，能谈谈这个过程吗？

　　严：《黄河大合唱》自诞生以来，在历史的风雨中历经磨难和坎坷。这部民族的杰作在大陆和台湾都曾遭到禁演的厄运。1949年后，台湾禁演了。台湾在1989年的7月7日才允许上演，但是将“太行山上打游击”一句改为“敌后齐心打游击”，将“新中国”改为了“全中国”。1991年，台湾的一个合唱团来北京与中央乐团同台演出《黄河大合唱》。在中央乐团排练厅排练时，当“黄河奔流向东方”一句一唱出，大家的心里激动极了。这是《黄河大合唱》在两岸隔绝了40多年后，首次有台湾的合唱团来大陆演唱。大家的心又连在一起了。

　　而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黄河大合唱》在大陆也被禁演了。那时，《黄河大合唱》被认为歌词美化了“国统区”，歌颂了王明路线。但是，当年毛主席看演出时大喊了三声好，这一事实又是不可否认的，因此，《黄河大合唱》“出身不好，表现还可以”，有人就提出改词，将“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改成“指导员，我问你，今天有什么好消息？”周总理说，歌词是历史，不要改了，江青说，留曲不留词，这样《黄河大合唱》就被“腰斩”了。当时在舞台上除了几个“样板戏”外没有什么可上演的，于是就有人用《黄河》的曲调创作了钢琴协奏曲《黄河》。

　　1975年，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冼星海的夫人，浙江省音协主席钱韵玲同志给中央写信，请求上演《黄河大合唱》，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很快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原曲原词演唱黄河”。这样就举行了“冼星海、聂耳作品音乐会”。当时“四人帮”的势力还不许用“纪念”两个字。演出任务交给了中央乐团，于是就产生了“中央乐团演出版”。

　　卜：那《黄河》的最初版本是什么样的？听李德伦老师说当年延安的乐队编制是很简陋的。星海在配器上是怎么处理的？

　　严：星海当年创作时延安的条件很简陋，配器是有什么用什么，口琴、笛子、风琴、二胡、小提琴、大提琴，还有将锅盖拿来当打击乐。这就是《黄河大合唱》的“延安版”。

　　《黄河大合唱》的其他版本

　　卜：还有其他版本吗？

　　严：还有“莫斯科版”。1945年秋，苏联准备演出这部作品。当时苏联和解放区没有正式的外交渠道，乐谱还是李伯钊同志送到南京军调处后，用宋美龄专机运去的。星海曾因战事而滞留在了哈萨克斯坦，穷困潦倒，当时星海刚刚从哈萨克斯坦辗转来到莫斯科，准备回国。此时他的身体极度虚弱，到了莫斯科就一病不起了，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为这次演出作大乐队的管弦乐配器的，事实上他此后不久就去世了。此时，他是很力不从心的，一些配器效果、和声效果他无法作仔细的推敲，因此很不清晰。例如，弦乐的拨弦安排到第七把位，到了贴近琴码的地方了。效果是很不理想的。1949年全国解放鲁艺进城后，由李焕之对“莫斯科版”的配器做了一些修改后演出，这就有了“进城版”以及后来的“上海版”。这两个版本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在50年代，作曲家汪立三还因为说过“冼星海的《黄河》配器不好”这样的话而被打成了右派。

　　1975年的演出决定对谱面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做处理，从根本上改善配器的效果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修改的班子，由我主持。组成了一个有施万春、田丰、盛礼洪等人参加的班子。这个版本较为成熟，就是“中央乐团演出版”。

　　这个版本也有争议之处。有人问为什么将“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段中的三弦独奏改为了琵琶独奏？对此，时乐蒙同志就说过：“当年（冼星海创作之初）只有李鹰航一个人会弹三弦，如果有一个会弹琵琶的也就用琵琶了。”所以，琵琶的艺术效果还是好的。有人说这样里面的《满江红》曲调不清楚了，其实改编后是将《满江红》变奏了，用变奏形式应该说是更好的，符合冼星海借鉴不留痕迹的风格。